截至3月16日，我国新冠肺炎治愈人数已经超过6万人，几十万疑似病例和密切接触者也恢复了正常生活，疫情发展进入了后期。如何解决康复患者的心理问题，以及社会层面的“康复”，是民众关心的问题。笔者认为，恢复正常社会，需要我们人人参与。

从心理学上讲，“我们”这个概念常常代表熟悉、安全、可依靠。比如，婴儿从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对熟悉面孔的偏爱。如果以儿童为观察对象，那么即使一场游戏的临时性分组，也常常可以观察到一些有趣的变化——作为“我们”的队友往往会表现出更多的支持和友爱，而对被称呼为“他们”的对手则表现出一些难以掩饰、或多或少存在的微妙距离。在三口之家的家庭对抗性游戏中，妈妈和孩子一组对付爸爸是常见模式。如果要让爸爸和孩子一组对付妈妈，很可能首先不同意这种分类方法的是孩子。毕竟，在大多数家庭中孩子和妈妈之间的联结要比和爸爸之间的联结更紧密一些。“心软”的孩子，往往受不了妈妈不是自己人的情形，哪怕这仅仅是场游戏。

游戏中“我们”和“他们”的分类都如此重要，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分类带来的影响也绝对不能低估。对新冠肺炎康复者而言，往往会把与自己有相似经历的人归为“我们”；而许许多多未曾患病的个体则可能被归为“他们”。现实情况是，新冠康复者的数量占总体人群的比例很小，几乎周围都是“他们”。

心理学研究表明，当周围都是“他们”时，我们对自己独特性会有很好的觉知。好比一个第一次走出国门的中国人也会对“中国人”这个身份有非常深刻的体验。类似的体验还会出现在工科专业班级里几个稀稀落落的女生身上，或者出现在幼教专业班上星星点点的几个男生身上。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很多事情的归因会不自主地往某个让人具有“独特性”的维度上靠。如果在国内，无论被款待或者被怠慢，大家都不会做出“因为我是中国人”这个归因；但是，如果在国外，和一群外国人在一起，这个归因非常可能不由自主地冒出来。

因此，出院之后的新冠康复者有可能会对自己“新冠肺炎”康复者的身份更加在意。过分在意会导致敏感，会以一种和患病前不同的目光来审视一些其实很平常的经历。为什么熟人不再跟我打招呼？为什么人们急匆匆地从我旁边经过？为什么门口的保安对我不如以前那般热情？其实在新冠之前，人人也都有遇到过熟人但是对方没有打招呼的情况，甚至自己主动打招呼别人也没有回应的情况。但是经历过“新冠诊断”之后，在“新冠康复者”这个崭新的标签的驱使下，人们可能会把一些寻常的经历和“新冠肺炎康复者”这一特殊身份联系在一起。

新冠肺炎康复者还需要意识到一点，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其实人们之前默认的社交规则已经发生了改变。其中比较突出的点，可能就是人际距离的拉大。新冠的传播方式是飞沫传播为主，因此加大人际距离本身就是防控工作中非常必要一环。换个方式说，居家隔离，其实就是强行减少人际接触的可能性，也在客观上拉大了人际距离。人际距离的加大意味着疏离感的产生。若普通人群已经深刻体验到，那么在新冠康复群体中，非常可能被放大。

如果新冠肺炎康复者意识到自己可能存在这种过分敏感的情况，就无须自怨自艾，也无须需自责。这是个体应对新冠肺炎过程中很容易出现的一种情况。而时间，往往能够很好地解决这类问题。

对于普通大众而言，人们会忽视新冠肺炎康复者会产生抗体这个事实，也会忽视迄今为止没有一类新冠康复者发生感染他人的事实，而过分关注被标记成“他们”的“新冠肺炎康复者”中的“新冠肺炎”几个字。这种看似风声鹤唳般的行为，实则源于内心深处对于风险的极度厌恶和对新冠康复者缺乏共情。需要意识到一点，安全行为和完全无风险是两码事。游泳是有风险的，但是正规的游泳馆会有各种各样的措施保障安全，因此去游泳馆游泳是一种比较安全的行为。每个人都有感染新冠肺炎的风险，但是按照专业机构的建议，认真做好防护工作。那么大体上，我们也是安全的。无论你喜欢与否，生活都不可能完全没有风险。心理学的研究也表明，对“他们”中的一员产生共情要比对“我们”中的一员更难。人类往往能认识到“我们”中的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但是对于被称为“他们”的一群人则会使用简单的标签，忽视他们的独特性。外貌可能是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往往觉得周围熟人的长相各有不同，很容易识别出特征，但是在许多人眼里“外国人”都长得差不多。同样，外国人也这样看我们。在对于情绪的认知上，也是这样，人们常常能够意识到“我们”中的成员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个体，但更难从被看作“他们”的人群中体验这种“人”性。

没有人希望自己被贴上“他们”的标签，但是我们经常会被视作“他们”中的一员。我们当前必须